深度 | 我国电力监管体系的演进逻辑、现实挑战与改革方向

电力监管是现代能源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电力行业而言,监管并不是市场化改革的对立面,而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制度前提与保障。特别是在“双碳”目标深入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日益完善背景下,电网垄断性、电力系统运行方式、市场规则与主体结构、价格形成机制和风险传导路径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传统以项目审批、计划调度和价格核定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能源高比例接入电网、多层级多品种市场、海量多元交易主体和互动复杂技术形态并存的新格局。因此,重新审视我国电力监管体系的制度背景、演进脉络和未来方向,不只是回顾,更是在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在能源安全、绿色转型和市场化改革多重目标约束下,如何构建既能够守住安全底线、又能够激发市场活力、维护市场公平的现代电力监管体系。

多重力量共塑

电力监管体系制度背景

我国电力监管体系的形成是多重力量作用的结果。首先,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持续推动了电力治理创新的内在动力。2014年6月,中央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强调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国际合作,要求能源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保供与转型、效率与公平。2020年9月,我国“双碳”目标提出后,电力行业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战场,监管任务也从保障供应、规范秩序,进一步扩展到促进新能源消纳、推动系统灵活调节、引导绿色价值实现。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的部署,则为新时代电力监管改革提供了直接制度依据。

其次,电力市场化改革倒逼监管范式转型。随着电力市场建设从省域试点走向全国统一,交易品种从年度中长期交易拓展到现货、辅助服务、容量补偿、绿电绿证等多维体系,电力系统运行逻辑由计划安排转向市场发现价格、市场配置资源。因此,市场监管必须回答好传统行政管理无法回答的新问题:如何识别和防范发电企业在现货市场中的市场力滥用,如何确保电网企业公平无歧视开放,如何通过容量机制保障长期容量充裕,如何使储能、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等新型主体获得与其系统价值相匹配的收益。这些问题要求监管从“管价格、管项目、管企业”转向“建规则、防垄断、促竞争、强服务”。

再次,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正在重塑监管客体。2021年以来,分布式光伏、新型储能、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和负荷聚合商快速发展,推动了电力系统由传统的“源随荷动”转向“源网荷储协同互动”。新主体、新业态带来市场准入、运行责任、数据权属、计量结算、网络安全和风险分担等新课题。旧模式监管难以为继,束缚了电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非常有必要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最后,法治建设赋予监管权威性。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推动电力行业走上法治化轨道,2005年《电力监管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监管机构与职责,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实施则标志着能源治理进入基础性法律统领的新阶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及电力安全、调度、供用电等法规与电力监管的关系日益紧密,监管执法也越来越需要跨法律、跨部门、跨领域协同。

从政企合一到依法监管

的四次变迁

中国电力治理发展经历了四次变迁,从“政企合一”到“证监分离”“证监合一”,再到依法行政。

第一阶段是2003年以前的“政企合一”与初步探索。计划经济时期,电力工业长期实行政企合一管理,政府既承担行业管理职能,又直接组织生产经营。这一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保障了电力工业快速发展,但也存在效率不高、激励不足、政企责任边界模糊等问题。1997年组建国家电力公司,推动中央层面形式上实现政企分开;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出台,开启“厂网分开”,并决定组建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为独立监管奠定制度基础。

第二阶段是2003年至2013年的“政监分离”专业化监管。2003年,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正式挂牌,我国首次建立独立电力监管机构,围绕电力市场运行、市场秩序、输电供电业务、成本价格和普遍服务等职责开展监管,形成“国家—区域/省级”两级监管架构。这个阶段的重要意义,在于逐步树立专业化、法治化监管理念,探索现场检查、信息披露、市场秩序监管等现代监管工具,实现了从行政管理向专业监管的重要跨越。

第三阶段是2013年至2024年的“政监合一”规范化能源监管。2013年原国家能源局与国家电监会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监管领域由电力扩展至煤炭、油气、新能源等能源全领域,形成能源管理和电力监管“一体两翼”的格局。监管职能从项目审批向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监管、服务转变,事中事后监管、全过程闭环监管和年度任务清单等机制逐步建立。这一阶段的优势在于增强了政策制定与监管执行之间的统筹,但也对部门协同、权责边界和专业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第四阶段是以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的实施为标志的依法行政新阶段。能源监管进一步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使命,监管方式由单一行业管理转向综合监管、专项监管、日常监管相结合,由结果检查转向过程监管、数字化监管、穿透式监管和跨部门协同监管。这意味着电力监管进入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的新阶段。

实现市场建设与

监管效能双提升

近年来,电力监管首先在电力保供中发挥了底线保障作用。面对夏季高温、冬季寒潮和用电负荷屡创新高等考验,监管机构通过指导机组稳发满发、推动跨省跨区余缺互济、开展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保障重大活动用电等措施,维护了电力供应总体平稳。实践表明,市场化改革并不削弱保供责任,反而要求监管更加注重利用市场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保留必要的风险监测和应急干预能力。

其次,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我国已形成以中长期交易为“压舱石”、现货交易为“风向标”、辅助服务市场为“调节器”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市场主体数量由2016年的4.2万家增长至2025年的109万家以上,市场化交易电量由2016年的约1万亿千瓦时提升至2025年的约6.6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显著提高。《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及注册、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等配套规则共同构成“1+N”规则体系,储能企业、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地位得到明确,跨省跨区交易和区域互济机制不断完善。

再次,供电服务监管显著增进了民生福祉。“获得电力”改革推动“三零”“三省”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累计为用户节省办电投资超3000亿元;12398能源监管热线成为联系群众、化解用电矛盾的重要渠道;频繁停电治理推动大量问题线路和台区完成整治,部分地区户均停电时间明显下降。监管执法权威也持续增强,处罚案件数量由“十三五”末期的133件增至近年的751件,罚没金额连续多年保持高位,电网公平开放、自然垄断环节和市场秩序等领域专项监管形成有力震慑。

与此同时,我国电力监管方式也在加快创新。过程监管、数字化监管、穿透式监管、跨部门协同监管逐步推广,全国能源监管信息系统持续优化,监管模式由“多头跑、重复查”向“数据跑、精准管”转变,有效支撑了高频交易、海量主体和复杂行为的合法合规性。

我国电力监管面临的

体制性障碍与结构性矛盾

当前,我国电力监管仍面临若干深层次问题。首先,法律体系相对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已经实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电力监管条例》等配套法规修订尚未完全跟上市场化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步伐,《能源监管条例》仍有待制定。部分规则停留在原则性规定层面,对现货交易、虚拟电厂、储能、微电网等新兴领域缺乏明确条款,导致监管依据不足、执法标准不一、惩处威慑有限。

其次,职能交叉与监管协同不足。电力市场建设、电价管理、竞争执法分别涉及不同部门,规则制定、运行监管和反垄断执法之间仍存在衔接不畅。派出机构层面既有区域监管局,也有省级监管办,部分能源大省监管能级与任务不匹配;垂直监管机构与地方能源主管部门之间也存在职责边界不清、规则执行并行甚至冲突的问题。在全国统一市场加快推进的背景下,任何条块分割都可能放大规则碎片化和监管套利。

再次,自然垄断环节监管仍需加强。电网企业处于连接发电、用户和新型主体的枢纽位置,其公平开放、成本监审、关联交易、业务边界和信息隔离直接影响市场竞争质量。如果垄断环节向竞争性环节不当延伸,或者利用网络、数据、调度等优势排斥竞争,统一市场的公平基础就会受到侵蚀。与此同时,农村和偏远地区供电服务、信息公开和可靠性监管仍相对薄弱,能源服务均等化仍需制度保障。

最后,市场力治理机制仍不健全。电力商品具有实时平衡、网络约束、局部供需弹性低等特点,容易形成局部市场力。当前部分地区对串通报价、物理持留、经济持留等行为的识别指标不够科学,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市场之间的监管衔接不够紧密,跨区域市场力滥用和跨市场操纵行为仍难以被及时发现。随着现货市场连续运行和交易频次提高,市场力监管将从个案执法转向实时监测、模型识别和风险预警并重。

建设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发展

的现代监管体系

我国电力监管体系应该与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相适应。第一,加快完善电力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实施为契机,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电力监管条例》修订,研究制定《能源监管条例》,形成“基本法—专门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层次清晰、衔接协调的制度体系。针对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容量机制、储能、虚拟电厂、微电网等领域,应及时补齐专项规则,明确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程序、法律责任和处罚标准,并推动电力监管与反垄断、价格、安全、生态环境等执法机制协同。

第二,优化监管组织体系和央地权责边界。可依托国家能源委员会等高层次协调机制,建立常态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制度,推动权责清单化、监管事项清单化、执法标准统一化。借鉴审计、生态环境等领域派出机构设置经验,整合优化区域和省级监管机构,强化重点区域、重点能源基地和负荷中心监管能力。中央监管应侧重全国统一规则、跨省跨区事务、自然垄断环节和重大风险,地方监管则侧重属地执行、供电服务和用户权益保护,形成“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责任链条。

第三,纵深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监管的重点不是替代市场,而是保障市场规则统一、交易公开透明、价格真实有效,防止市场交易规则朝令夕改。应推动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容量、绿电、零售等市场协同建设,促进跨省跨区交易常态化,提升输电通道利用效率,打破省间壁垒。对新能源、储能、虚拟电厂等主体,要完善准入、计量、结算、收益补偿和风险分担机制,使各类灵活性资源能够按照系统价值获得合理回报,从而稳定长期投资预期。

第四,强化自然垄断环节和新兴业务分类监管。对电网等自然垄断环节,完善成本监审、价格核定、公平开放、信息隔离和关联交易监管,防止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交叉补贴、利益输送或不正当延伸。对于新兴业务,则应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机制,在明确安全底线、责任边界和数据规则的基础上,为商业模式创新预留空间。分类监管的关键,是区分“必须管住”的垄断与公共安全事项,以及“应当放开”的竞争与创新事项。

第五,健全电力市场力识别、评估和防控体系。应建立覆盖申报、出清、结算、执行全过程的市场监测机制,完善市场集中度、剩余供给指数、报价偏离、持留行为、阻塞收益等指标,形成可量化、可追溯、可执法的判定标准。对局部市场力、跨市场操纵和串通报价,应加强实时预警和穿透调查;对价格波动,则应区分稀缺信号与操纵行为,避免把正常价格发现误判为市场失灵。

第六,全面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监管。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监管数据平台,推动市场注册、交易、调度、计量、结算、信用和投诉数据贯通,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识别异常报价、监测系统性风险、追溯交易全过程。监管数字化不是简单把线下表格搬到线上,而是要重构监管流程,实现从抽样检查向全量分析、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警、从主体监管向“主体—行为—风险”穿透式监管转变。

建立迈向现代化、

国际化的新监管范式

展望未来,我国电力监管将呈现五个相互交织的趋势。

一是一体化。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将从“初步建成”迈向“深水区”攻坚,资源配置由省内平衡转向全国时空优化,西部新能源基地与东部负荷中心将通过统一规则、统一标准和跨区交易机制实现更高效率对接。

二是市场化。监管核心将进一步从“管价格”转向“管秩序”,从直接干预转向维护公平竞争、保障透明运行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三是绿色化。监管目标将从保障新能源物理消纳,拓展到保障绿色价值兑现,通过绿电、绿证、碳市场与电力市场协同,使新能源的环境价值得到合理回报,稳定投资预期。

四是智能化。当现货交易以15分钟为周期连续出清、市场主体达到百万级规模时,人工智能辅助监测、自动预警和穿透式分析将成为监管基础设施。

五是国际化。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高比例新能源系统平衡、负电价治理、新型主体监管等问题已处于世界前沿,未来既要继续借鉴欧美在市场设计、跨国耦合和自然垄断监管方面的经验,也要把中国实践转化为可交流、可借鉴的国际规则话语。

结语

电力监管改革的深层逻辑,是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建立制度化平衡。市场越发展,越需要高质量监管;技术越进步,越需要监管能力同步升级;转型越深入,越需要通过法治稳定预期。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面对能源安全、绿色转型和市场化改革的多重任务,我国应加快构建透明、公平、高效、智能的现代电力监管体系,在法治轨道上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的电力市场格局,为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和能源强国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黄少中系中国能源研究会首席专家、双碳产业合作分会主任,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原局长;尹明系博众智合能源转型中国电力与电气化项目主任。